本月底，在卡塔尔多哈，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谈判峰会的大幕又将拉开。多次担任中国谈判代表团团长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中国代表团临行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作为全球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国家，每次谈判峰会上，中国方面都会被问及未来温室气体排放走势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中国采取了哪些行动，中国会作出怎样的减排承诺。在一轮轮马拉松式的谈判进程中，中国的减排路径逐渐清晰：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减排责任；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相对应的是，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尚未达到峰值；中国正在进行低碳城市和碳排放交易的试点，同时也在推行降低碳强度等约束性指标，并通过经济手段和强制减排手段共同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
多哈会议被认为是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中承前启后的会议，因为各国需要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也就是2013年之后，各自承担的温室气体减排任务进行磋商。而在中国这边，解振华表示，多哈谈判中，中国谈判立场不会改变。
十八大报告不仅勾画了建设美丽中国的蓝图，也明确，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今年碳强度下降3.5%在联合国气候谈判大会前夕，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白皮书已经成为近年来中国政府的惯例。
国际社会也期望从这本白皮书中读出中国的减排贡献。在今年白皮书发布的11月22日当天，解振华还公布了一个白皮书里没有的数据：2012年我国碳强度（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至少下降3.5%。
2011年全国人大批准的“十二五”规划，首次确立了碳强度要降低17%的目标。解振华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务院印发了《“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各地、各部门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大力发展新能源，努力增加森林碳汇，取得了明显成效。
对中国是全球温室气体头号排放国家的问题，解振华并不避讳。他坦言，虽然中国采取了很多减排措施，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增速还比较快，人均排放也接近于或者是相当于国际上的人均排放水平。
可以说，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在国内实行科学发展方面，中国确实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从发达国家的减排历程看，一般在人均GDP达到4万～5万美元时，温室气体排放才开始下降。解振华表示，中国绝对不会沿袭发达国家传统的发展方式。
能不能比发达国家更早些时间出现排放拐点？解振华说，我们在人均GDP还只有四五千美元的时候就开始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提出了碳强度下降的目标，只要再继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中国可以提前达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峰值。解振华强调，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无约束地排放温室气体，中国绝对不会。试点省区碳排放强度纳入干部考核2010年，国家发改委宣布将云南、天津等5省8市列为全国低碳省区和城市的试点，要求试点地区加快形成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模式，建设中国低碳发展的先行区和试验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示范作用。
两年间，低碳省区试点在各种争议声中前行。刚刚发布的2012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白皮书透露，国家发改委已经批复了各试点省区和城市低碳发展规划实施方案，各地正推动构建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建立了有利于低碳发展的体制机制。
白皮书还特别强调，试点地区均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指标的完成情况纳入各地区经济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在解振华看来，绿色低碳发展不仅是国际社会发展的潮流，更是中国经济惟一的出路。解振华介绍说，在今年6月举行的“里约+20”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已就通过绿色低碳发展路径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达成了共识。
事实上，很多国家已经在执行绿色新政，比如，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路径上，一些国家选择了低碳发展模式，有些国家还把发展新能源加上信息化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对中国来说，选择低碳发展，不仅是顺应全球绿色低碳浪潮，也是中国国情下的必然选择。解振华说，中国的国情就是人口多、资源相对不足，我国所有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源人均占有量都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我国的环境容量有限，生态很脆弱，大家现在对环境问题都不满意。
资源问题、能源问题、环境问题已经制约了中国的发展，中国没有别的路，只有通过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能源的利用效率，最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世界绿潮涌动的背景下，低碳技术、低碳产业是今后各国经济、技术竞争的热点，大家都在抢占的制高点。
解振华提醒说，中国在这个领域和发达国家差距并不大，所以不能丧失这个时机，应该抓住这个机遇来大力发展低碳技术、低碳产业，争取在今后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靠市场手段撬动减排积极性10年前，一些国际环保组织来中国推销碳交易的概念时，还被认为是天方夜谭。
但如今，中国已经在上海、广东等7个地区开展了碳排放权的交易试点。解振华说，目前试点的地区，有些已经建立了碳交易的制度，并成立了交易的核查机构和认证机构。北京、上海、广东等一些地区和城市基本上准备就绪了。
解振华介绍说，碳交易最基本的工作是要确定一个地区的排放总量，然后把总量作为额度分配给排放单位。有了最基础的工作，就可以核算出减排的成本。各个单位之间、各个行业之间，减排成本差距越大，交易的积极性就越高。
为了规范各地交易的行为，国家发改委今年6月颁布实施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通过备案管理的方式来推出经国家认可的自愿减排的项目、交易产品、交易平台和第三方审核认定机构，促进市场公开、公正和公平。此外，还出台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审定与核证指南》，主要是规范审定与核证工作，保证管理办法的顺利实施。解振华说，希望通过试点，总结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碳交易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和其他国家开展交流和合作。中国希望先把国内的交易制度、交易市场进一步完善，取得经验之后，根据中国的经验来参与国际碳交易市场规则的制定，最后建立一个符合各方要求、符合各国国情的碳交易市场。
谈到碳税和碳交易问题时，解振华还特别强调，实行碳税和碳交易都是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的有效手段，实际上是通过交易的方式降低减排的成本。中国目前推行碳交易的试点，就想通过试点建立交易制度，用交易的办法促进降低减排成本。但同时，中国也在研究碳税制度，看看哪个办法在中国更合适。
本报北京11月23日电（原标题：中国不会像老牌发达国家那样无节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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